胡星元先生人生传奇

  胡星元先生(1903-1993)

  胡星元先生是上郡道功第一人。

  这是一个挑战性的话题。

  这是一个被忽略的视角。

  胡星元先生是榆林妇孺皆知的人物,他以一名银匠学徒的身份开始闯荡社会,遍尝人间冷暖。于右任先生曾评价之:“十个老陕九不通,一通便成龙”。胡星元先生对此说:“我不是龙,但拼死闯了个痛快。”晚年胡星元先生身为知名港商,心系桑梓,倾尽所有,造福家乡,功德千秋。

  说他是“上郡太极拳道功第一人”,一定会有不少人讶然。事实上,胡星元先生一生挚爱并研习太极拳,在不同年龄阶段都留下过太极拳剑照片。1966年,他将建在香港的不动产大楼命名为“太极楼”,此事便可窥见端倪。据笔者考证,胡星元先生在香港定居后与董英杰(1897-1961,杨澄甫入室弟子,1936年在香港首传杨氏太极拳)、杨守中(1910-1985,杨澄甫长子,1953年定居香港,董英杰与吴公仪曾以“太极一家”恭迎之)二人有密切往来。

  为什么说胡星元先生和道功有密切关联呢?笔者学习道功后,再品读胡星元先生,有了完全不同的体会。观其人生经历,如在太极书院中游历。胡星元先生的人文修为、为人处事方式、甚至照片中的神态,都仿佛与道功的情怀与风格印合。正是张大辉先生言:“如若您修习道功,就能在与人的相识之中感觉天下相知甚多……总之有利于与人心相通同。”

  本文以类似传记的形式,展现上郡道功第一人胡星元先生的“道功人文修为十三层递进”的传奇……

  太极书院行功图

  人生耕读,不离须臾。

  耕读有成,宜涉临观。

  临观之义,或与或求。

  一代耕读,

  二代临观,

  三代开合。

  耕读临观,

  第一开合。

  1982年,胡星元先生回到阔别六十年的故乡榆林。一天他来到大有当巷6号院,指着南房西稍的一间房子说,我就出生在这里!从此,大有当6号院因胡星元成为了榆林古城四合院的明星院,我们的故事也从这个地方开始……

  1903年6月23日(清光绪29年),胡星元出生于榆林大有当巷6号,乳名家宝。胡家宝的父亲胡应起是个油漆画匠,母亲许氏擅长“剪纸”。

  1911年(宣统3年),榆林哥老会首领杨昆山响应辛亥革命西安起义,推翻清朝在榆政权。次年,“榆林书院”改建为“高等小学堂”。胡家宝因此未上私塾,走进了小学堂。

  上小学时,因为家贫无力购买教材,胡家宝靠抄书学习,非常刻苦。期间,胡家宝分别从“魁星”和“状元”中各取一字,自改名为“星元”。这相当于是他首次发表的人生宣言。

  胡星元后来谈起小学的学习生活,说道:“小学的启蒙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很重要,是县立高等小学为我打下了知识的底子,还培养了我认真做事、不怕苦难的思想品德。”

  13岁那年,胡星元因家境日窘,被迫停学。辍学后,胡星元被母亲送进一间银铺当学徒。家里决定让他走手艺人的路了。那家银铺在米粮市顶,名为“宝生银匠楼”。

  胡星元时常想起,店铺里有一个柜台,外面是顾客的世界,放着结结实实的条形柴凳,而里面是工作场地,堆放着一个又破又脏的四方泥炉,炉子旁边紧放着发黑的单杆风箱和黑炭。在银炉的房子,所有物件似乎都是黑的,只有银子是闪亮的。

  自后的日子里,他每天早晨天还未放亮就要起床,来到“宝生银匠楼”,把店铺打扫得干干净净,并把火生着,一天下来有十多个小时。在银炉当徒弟近两年时间,胡星元学到一些银匠手艺,但同时对掌柜一年只给一吊钱(约等于1块大洋)极其不满。

  铺子里的二十大几岁的朱师兄也因为薪水问题有了出走打算。这与15岁的胡星元一拍即合,两人决定步行从毛乌素沙漠去往内蒙古方向,去做蒙人的生意。

  人生的改变往往是由无数个微小的决定促成的。胡星元离开榆林城那天,他没有想到银匠手艺会在日后有了大用处,更没想到那一天是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

  四代演武,

  五代望远,

  归宗贞德,

  贞德二代,

  第二开合。

  胡星元和朱师兄两人仅靠步行走过沙漠的日日夜夜,二人兴致勃勃地辗转于内蒙古草原找蒙人揽银活儿,初时尚称顺利,也可维持生活。

  一天,胡星元和师兄终于揽到一个好营生,给喇嘛庙里做银器!越墙而来的鄂尔多斯之风,从庙院的砖地窜到廊檐飞角,敲击铁铸的风铃叮当,迎来了两位手艺人的足迹。

  但天有不测风云,不久胡星元得了伤寒,发烧发冷,一个月卧床不起,水米不沾牙。有人预计他已活不成了。幸遇庙里做木匠的赵师傅恰好会拔火罐,竟有奇效,捡回了一条性命。

  这里横向对比一下,患了伤寒的大人物少帅张学良入协和医院而治,四个月后仍在协和医院休养。那么,胡星元病愈堪称奇迹了。

  久病异乡倍思亲,稍愈后他就盼着与亲人团聚,便拖着廋弱之躯踏上了回家的路。死里逃生之后,胡星元回到榆林那间租赁的家中,才知父亲已慈颜无觅,溘然长逝;长兄已 “跑边”谋生,传言沦落包头;三叔为免得负累,与他家决绝,将他与母亲逐出家门。这突如其来的一系列变故,使久病初愈的星元顿感五雷轰顶、五内俱焚。是年,胡星元17岁。

  他决定再不干那个银活儿了。可是星元没有这样悲观失望下去,他认为天无绝人之路,便安慰了一番母亲后,立志再闯天下。

  四代诸葛,

  五代将军,

  归宗独危,独危二代,

  第三开合。

  1919年至1921年,胡星元身体基本痊愈后,因生计所迫,先后于榆林、府谷两地,由亲戚临时安顿在税务所等地当差役为生,勉强度日。

  光绪年间,包头就是西北重要的皮毛集散地,所谓“皮毛一动百业兴”,这座商业城市吸引许多榆林人北上务工。特别是1922年,北平至包头的铁路通车后,中外一百多家商号汇集于此,包头成为内蒙古西部地区与港口天津联系的重要商埠。这颗塞上明珠对年轻人太有诱惑力了。

  1922年,胡星元暗下决心:去包头,希望兄长能够帮自己干点事业出来。依旧是步行,路途遥远且艰难。

  可是,到了包头,经多方打听才找到了久别的兄长——已置身于包头城南圪洞街道的三官庙中,做了看庙人。

  他来到了城中,想找一份差事混口饭吃,有个自己能歇脚的地方,但难偿所愿。半个世纪后,胡星元和友人说:“在那个世道里,贫穷把人与人之间的善良同情心早剥得一干二净了。”

  星元感到悲观失望,在三官庙与长兄告别。哥哥掌心亮出三块银元送给了胡星元。

  后来的历史告诉胡星元,这是他和哥哥的最后一面。1932年,包头地区流行霍乱瘟疫四个月,发病迅猛,死者如蚁。

  因为相信城市越大,出路总会越好,胡星元顺着包头伸向北京的铁路向东前行,步行一个多月来到了北平。此行正值隆冬时节,胡星元衣不遮体,食不饱腹,饥寒交迫,差点冻饿而死。

  但是不管怎样,从榆林到包头、从包头到北平,他终于告别了鄂尔多斯高原。而对胡星元来说,北平是他最重要的命运分岔口。

  二度诸葛,

  诸葛反思,

  二度临观,

  第四开合。

  时代背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大战结束初期曾得到很大发展。但是战后不久,帝国主义又加紧了对华侵略。北洋军阀三大派为了争夺地盘和对北平政权的控制,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展开了激烈的混战。这些都严重的打击了我国的民族工业。1922年4月,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被打败的奉军撤出关外。张作霖去做他的东北王。直系军阀完全控制了北平政府,当时的社会高唱“保护劳工”。

  乞丐模样的胡星元打听到了在前青厂的榆林会馆。在北京会馆,胡星元遇到“陕北各县旅京同乡会”的会长。这位贵人的出现,让胡星元的命运迎来了第一次转机。

  陕北各县旅京同乡会合影

  当晚,同乡会会长(上图前排左一)请胡星元美美地吃了一顿羊肉水饺。

  君子谋道不谋食,七八天后,佳音传来。在北平远郊宛平县扶轮小学当校长的同乡李承九,请胡星元去他校当校工,月薪五元。他拿到第一月薪金后,第一件事就是先给母亲寄去两元,以后每月仍然如此。

  不料好景不长,几个月后,他又搬回了榆林会馆。其实这是正常的,在那个世道里,连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吴佩孚、黎元洪等人也是五日一换马,何况郊区一小学校长乎?李承九被“新天子”解聘了,气恨不过,联胡离校,以示抗议。胡星元是讲义气之人,也就自个儿敲碎了刚暖热的饭碗。无奈之下,他又回到了榆林会馆。

  二度演武,

  五代自在,

  又宗贞德,

  第五开合。

  1923年,胡星元骤然对汽车产生了兴趣。

  他从会馆走出去,到东单三条,那里有个汽车修理厂。他天天去站着看,蹲着看,呆呆琢磨,入迷着魔。

  在修理师傅修车时,胡星元便在旁边主动帮忙干些简单零活,多年的银匠手艺功夫在这时候不知不觉地显露出来。

  汽修厂老板陈克义师傅也是出门人,老家在天津。他从心底开始喜欢上胡星元这个小伙子了。胡星元也觉得陈师傅心地善良,就向他诉说自己如何受冻挨饿,步行到北平来谋生,又是如何迷上了汽车。陈师傅一听一点头,非常理解这个年轻人的处境与心思,痛痛快快地收他做了徒弟。

  民国时期汽车机修工位(历史图片)

  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便化龙。在这两年的学徒生涯中,除了成为一把修车好手外,胡星元还不失时机地学习驾驶技术,领到了汽车驾照。有这样一门高新技术傍身,胡星元的生活质量步步提升。

  补充说明:民国时期的汽车修理工的地位是相当高的。一件白衬衫,优雅地喝着咖啡,熟练地用刀叉品尝高档西餐,学习全英文版教材,这就是民国时期汽车修理工时尚生活的写照。

  民国时期的汽车修理工(历史图片)

  三度诸葛,

  五代博思,

  三度临观,

  第六开合。

  不久,他在人生道路上又迈出了具有决定性的一步。他受雇于人,在北平搞起了汽车运输,正式开车上路了。

  在那个年代,中国的公路交通十分落后,别说穷乡僻壤,就连北平城里也没有像样子的公路。再加上各路军阀分别在东西方帝国的支持下,厮杀打斗争夺地盘,谁还会管公路建设呢?他出外跑长途,哪一次不是在兵匪制造的死亡谷中讨生活呢?好在吃苦受罪冒险的本领他是早就练就的。

  另一方面,司机在那个时代是很吃香的职业。胡星元除了每月有固定的20元工资外,有时还能捞点外快或者得到车主的一笔赏钱。在那个穷困不堪的年代,经济上得天独厚的司机,大多生活极为散漫。许多司机花钱大手大脚,毫不在乎。汽车司机的私人生活新潮奢靡:大背头、定制西装、皮夹克、咖啡厅、舞厅、赌场…..这一切都来源于他们可观的收入。

  但胡星元却完全与众不同,他在年暮之时总结经营经验时这样说:“正是我平时养成了勤俭节约储蓄的好习惯,才使我在以后社会大动荡中,因经济上始终留有余地而立于不败之地。”

  三度演武,

  五代紫云,

  二宗独危,

  第七开合。

  北平军阀奉、直、皖系为了控制北平政权明争暗斗、混战不休。围绕北平的山海头、康平、唐山、密云县、张家口等地,时有战火,民不聊生,百姓涂炭。要在这样的恶境中经营汽车运输业,实在艰难。

  于是,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大战奉军再败后,胡星元就随军离开北平,出山海关,来到了他认为做事业的好地方——沈阳。

  1924年,22岁的胡星元在沈阳给富人开车。不久后用攒下的一千元积蓄,在沈阳马路湾大陆饭店后面创立了魁发汽车运输公司,自任经理。那时中国汽车数量少,运货需求大,公司生意红火一时。很快,公司从两辆汽车扩充为四辆。

  创立魁发汽车运输公司

  胡星元原以为这里是张作霖一统天下,又远离北平,会比较有安全感。谁知道1928年发生了使他感到无比震惊的皇姑屯事件。

  胡星元常跑车,他看到南满铁路沿线驻扎着很多日军。他还经常从实业界人士那里听到日本人取了南满铁路线附近某某矿产的资源。所以,他看穿了日本人对东北日益扩张的野心,便不敢把全部资金投到实业中去,只保持四辆车的规模。

  此时,他反而对北平抱了幻想:因为北平在关内,有着长远意义上的安全。这样,他提前把剩余资金转到北平保存,以防不测。

  如他所料,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旗帜插满了沈阳城。

  9月19日,沈阳城里的高级文武官员纷纷乘北宁铁路火车逃往北平,三天以后,沈阳机关的公务人员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以及大商巨贾,凡不甘心被敌人利用者,纷纷由皇姑屯上火车,转移至锦州或北平。

  紧接着,胡星元的四辆汽车全部被日本人抢走,他无奈痛苦地离开了他苦心经营多年的魁发公司。现在他形单影只,混进了大逃亡的人流中。

  四度诸葛,

  二度反思,

  四度临观,

  第八开合。

  由于张学良一再坚持“不抵抗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整个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000万同胞沦入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

  1932年,胡星元第二次来到了北平,西装革履的他和当初第一次来北平的那个“乞丐”判若两人。但他现在的心境却不如那时候那么充实,那么热情,那么充满希望。

  1933年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2月攻下热河省。4月再次攻下长城各口,接着日军侵占密云、遵化、唐山等22个县。1934年起,日本在华北实行大规模武装走私,同时偷运的各种走私商品大量涌入华北。这和战争配合在一起,严重打击了中国的民族工商业。1935年,日本帝国把华北视为“最好的新殖民地”,制造一连串的事件。

  这四年,胡星元的事业毫无拓展,一直处于勉强维持局面的状态。

  1936年,胡星元西装革履回家探望母亲,给孤苦伶仃的母亲以极大慰藉。

  1936年返乡与友人合影

  1937年,随着卢沟桥“七七事变”的发生,抗日战争正式拉开帷幕。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

  1937年7月30日天津沦陷。

  胡星元也从北平逃亡到大后方西安。

  那时西安形势略好一些,军队云集,人口激增,药品与日用百货十分紧缺。

  胡星元利用此前积攒的钱,买下4辆载重汽车,东山再起。

  此前的魁发汽车运输公司重新开张,专跑西兰公路。

  跑一趟西安兰州,十五天,可获利二三千元。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

  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北平成立伪政府。

  好景不长,短短时间内,敌机不时飞扰,轰炸得很厉害。很快日军越过河北、内蒙、山西后,便陈兵陕西潼关。形势急剧变化,大后方西安也成为了前方。

  至此,陇海铁路的大半段落在了日寇手中,上海货物不能来,陕西土产出不去。他虽有汽车,又无用武之地了。

  西安危急!

  更加让人始料不及的是,政府要运送从北平抢救出的文物,将他的4辆汽车全部征用。情急之下,他托关系向当时主政官员表示,他愿意贡献3部汽车充公用。如果可以归还一辆,他将会为抗日做出更多工作。也许是看他很有诚意,也许是当时他已经成为小有名气的企业家,政府最终归还一辆汽车。

  四度演武,

  五代沧浪,

  五度临观,

  第九开合。

  1938年春天,正是这一辆汽车,带着胡星元和3吨货物,翻过秦岭、大巴山,来到成都平原。

  由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大后方成都各界民众掀起抗日救亡运动,情绪高涨。胡星元到达蓉城时,川军已有十几个师开赴抗日前线作战。不幸的是,年仅48岁的总司令刘湘积劳病故。这更激起川人对日寇的愤怒。另一方面,成都各界正隆重庆祝台儿庄大捷,民众很受鼓舞。胡星元通过亲朋好友关系,住在了成都市下东大街磨房街16号前院。

  也许是因为常年在外,胡星元好交朋友,他很快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有了一帮新朋友。利用他唯一的那部汽车,胡星元在成都市周围的县郊跑运输,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了。

  不久有几个四川朋友在成都组织庆华银行。于是他被几个四川朋友拉入庆华银行股东之列,投了5万光洋。这算是他涉足金融领域的起点。此外,他只是一心一意跑车,干他十年来与之相依为命的事业。

  五度演武,

  五代天地,

  六度临观,

  第十开合。

  胡星元在成都待了4个月后,一个振奋的消息传来:滇缅公路开通了。滇缅公路从昆明通至缅甸仰光可达欧洲,被称为“中国抗战输血管”。作为一个运输生意人,胡星元自然十分关注。

  时代背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后,迅速封锁了全部中国海岸,力图把外国和中国切开,以阻止国际援华物资进入中国,尽快窒息中国。于是,中国从1938年春就开始修筑滇缅公路,同年12月,长1146.1千米的滇缅公路中国段(昆明——畹町)全线通车,举世震惊!

  滇缅公路施工现场(历史图片)

  资料统计:

  (1)中国人在九个月内动员19个民族约20万民工参加修路,这些人中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因为青壮年大部分都应征入滇军开赴抗日前线了。

  (2)有200多位当时最好的工程技术人员从全国各地赶来,其中一个叫唐山交大的工科学校就赶来了100多人。他们有的从敌占区跋涉山水,卖掉了自己所有的随身物品,乞讨而来,有的从海外赶来,有的死在了赶来的路上。

  (3)在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倡议下,陆续来了大约3192名年轻的南侨机工,其中1000多名永远地把生命留在了滇西这片土地。

  (4)死于爆破者、死于坠崖者、死于坠江者、死于土方坍塌者、死于瘴疠者、死于虫害者总计不下3万人。

  (5)滇缅公路,九个月完成土方1233万立方,修建大中桥梁7座、小桥522座,挖砌岩洞1443道。这是中华民族生存力量的纪念碑。

  在这条血肉铸成的公路上,除了官方汽车,也吸引了不少民间车辆。其间不乏投机者、冒险家、发国难财的奸商、走私鸦片的不法之徒,当局虽然设了重重关卡检查,但是政治的腐败使检查站难以清廉。

  但胡星元是清醒的。两年多来的抗日战争使中国后方物资十分匮乏,出于爱国之心,胡星元已琢磨出一套独特的经营方法。

  1939年,胡星元相约几个友人共同筹资从重庆乘飞机到香港作商。

  为什么赴港作商呢?抗战期间,香港工商业仍有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沿海工厂和工商业者移居香港,这些人到达香港后继续经营工商业。

  到香港后,胡星元不买奢侈商品去谋取暴利,只买汽车轮胎、零件、自行车等交通器材和文具之类货物,另外需量物买车(3吨货1辆车)。由于日本人的海上封锁,中国人无法亲自海运。胡星元在香港付清货款,把车货装备好之后,交给仰光公司水路托运。然后他和同伴另外乘坐飞机飞到仰光,等接到了车和货物后,胡星元和同伴争分夺秒日夜兼程开车上路,沿着滇缅公路经腊戊、畹町、昆明、重庆、到达成都后,车货一起卖掉。

  如此生意,本可获利多倍,但由于路途太远,意料不到的困难太多,关卡很多(每次关口都需把车上的货物卸下检查),为了自己方便,只好留下买路钱,花费太大,故到手的钱总是很有限。

  1940年7月18日,英国政府怕得罪日本,与日本在东京签订“封闭滇缅公路协议”(缅甸是英国殖民地)。

  1940年10月18日,在国际舆论压力下,滇缅公路再次通车。即日正午12时许,日机首次轰炸滇缅公路上的功果桥。此后频繁空袭功果桥、惠通桥和保山城乡。

  1940年10月底,胡星元第二次赴港作商。

  滇缅公路是在异常艰难情况下抢修完成的。当时为了减少土石方量,公路线多沿着山脊而行,弯多坡陡路窄,汽车翻下深渊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晚年,胡星元先生向别人谈起当时从车窗望见深谷中横七竖八的各色破车,仍然不寒而栗。除了天险,还有日机频繁的轰炸,其开车行路之险绝可想而知。

  这两次艰难的跋涉,对胡星元先生性格的形成,绝对不是他早年的浪迹所能代替的。

  六度演武,

  五代遐思,

  三宗贞德,

  十一开合。

  1941年9月,胡星元第三次赴港购货。只不过这次离开重庆前往香港后,他再无返程。

  1941年12月初,当三分之二的货物及5部车辆装上去仰光的船后,39岁的胡星元留下来处理遗留问题。因为还有三分之一的货物在九龙的私人仓库等待运输,故计划12月12日再离港返回。

  12月6日夜间,日本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12月8日上午9:40,日本空军开始轰炸香港。轰炸声从九龙东北角开始爆发。同时,日本陆军从深圳进攻香港。香港当局宣布切断港九交通。

  12月11日,九龙弃守。香港金融开始混乱。胡星元人在九龙,钱还在香港,仓库中的货物也不能提出。

  12月13日,英军全部退守香港。

  12月18日,日军在港岛东部登陆成功。

  12月25日,香港港督杨慕琦竖起白旗,亲自到九龙半岛酒店向日军统帅酒井中将签字投降。

  日军的残暴还在继续发生。短短六个月内,日军差不多席卷了东南亚各国:1942年1月日军侵占马尼拉。2月日军侵占新加坡。3月日军登上雅加达,侵入仰光。5月日军侵占了滇缅公路上的中国大门——畹町。5月4日,日军侵占了滇缅公路上横跨怒江的惠通桥的西岸。5月5日,中国工兵炸毁惠通桥,日军北上路线被切断。

  因为还有货物在九龙,即便香港当局恢复交通后,胡星元依旧没有离去,而是伺机要回属于自己的货物。胡星元有时候冒险去一回仓库,从窗子外窥探自己的货物是否被抢。然后,再小心翼翼的回来度日。

  此时,香港社会混乱不堪,民众度日十分艰难。人们为了买到米,需提前一夜排队。战前8分钱的面包已经涨到1.3元。尽管香港的人口已疏散了几十万,平粜米站有时候会因没有米而供应小麦杂粮。

  这是要经过专门加工才可食用的,有谁敢买呢?胡星元敢买,他每次买回来时,人们总要用怀疑的眼光看这位中年汉子。不知道他是怎样听那些粗糙的颗粒吞下肚子。这位吃得下一切可以充饥东西的陕北汉子,买了个小石磨,自办起家庭小磨坊。他是港民当中能够免除排队买米之苦的一个伟大人物。

  从1942年年初,九龙日军设置了军票物资交换所。军票一元换港币四元。

  1943年6月30日,日本总督部宣布停止使用港币,要求市民在规定时日内将所存港币按4:1的比例换为军票,违者重处。

  胡星元一直坚持到1944年8月日本军票在港发行超20亿时仍未兑换。他相信黄金远远胜过军票,他把黄金打成金叶子,用剪刀剪碎使用。所以在战后他没有吃军票的亏。(时至今日,仍有香港民众声讨公道,要求日本兑换军票,港媒感叹遥遥无期。)

  星元先生观海

  1945年8月30日,英国皇家海军航空母舰“不屈号”驶入香港,英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夏悫少将率领部队登陆港岛,从日军手中接收香港。

  同年冬天,胡星元母亲于榆林谢世,享年60多岁。

  五度诸葛,

  博思二度,

  七度临观,

  十二开合。

  1946年1月20日,中国远征军收复畹町。1月27日,中断两年九个月的滇缅公路又恢复了国际交通。

  1946年4月底,杨慕琦从沈阳近郊的战俘集中营返回香港。继续担任港督,香港恢复旧制。

  至此,香港社会秩序逐渐恢复正常(1946年全港人口为168万,1941年为160万)。

  同年,星元先生正式定居香港。

  他动用了很多关系,在友人帮助下,加上一笔客观的保护费,终于将滞留在九龙私人仓库的汽车轮胎、复写纸等文具全部提出。这一批货物成为他此后在港经商的重要基础。

  另外,当年港陷之后,港民中还没有逃出来的中产者急于外逃,廉价处理自己的东西时,胡星元以“人弃我取”的生意经,收购的贵重物品,此时也以利市数倍售出,扩大了资金积累。

  1947年香港工业逐步恢复,染织厂和针织厂开工的约700家。

  同年,胡星元与友人吉姆斯·李合作,从事香港——美国之间的贸易。李在美国购买交通器材,运回香港,由胡出售。胡在香港购买山头花边、台布等纺织品,运往美国,由李出售。由于经营有方,资产日渐丰厚。

  与吉姆斯·李等人合影

  胡星元先生摄于1949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11月,香港商业活动冷清,胡星元在家待机。恰逢国民党元老爱国人士于右任从台湾去重庆(当时未解放),路过香港。因候机停了27天,于右任便住在了胡星元先生寓所。两个老陕一见如故,胡星元还亲自下厨给于右任做了陕西扯面。

  老者71岁,少者47岁,两人倾诉衷肠,结为忘年交。于右任先生写了近20幅作品赠与胡星元先生,其中一首旧作《西伯利亚诗》,是于先生1926年访苏联途中所作:

  鄂毕河前水激流,

  时当盛暑气如秋,

  平原万里耕兼牧,

  一路看花到亚洲。

  身为曾经南京的“和平老人”,在此时此刻重写这首旧诗,曲折表达了他对新中国满怀希望的殷切心情。这对胡星元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影响,为如何展望未来、拓展生意,都是十分有益的思想引导。

  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1951年香港人口由上年的250万猛减到200万左右。原因是大陆解放前夕流入香港的中国居民部分返回国内,部分移居海外。房地产价房地产价格大跌。

  1952年,韩战紧张,房地产价格再次大跌。

  胡星元笑道,这是杞人忧天。依然“人弃我取”,经营房地产的主意毫不动摇,并开始股票生意。

  香港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主要依靠转口贸易,1953年后却逼迫香港经济结构转向加工出口。本年全港人口回升到225万。

  1954年之后,地价房价开始一路暴涨。

  1955年,股票成交总额达到3.33亿元,创战后最高记录。

  到了60年代,香港经济由稳定而达到繁荣。香港成为举世瞩目的亚洲四小龙之一。

  随之,胡星元也逐渐成为当地的巨商富贾。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星元先生平日里却粗茶淡饭,简衣陋食,洁身自好,为人正直,门客多,朋友多。所以,他能够在鱼龙混杂的香港社会,未受到任何冲击和伤害,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胡星元先生的寓所经常高朋满座

  七度演武,

  五代高义,

  八度临观,

  十三开合。

  度过动荡时代,胡星元已经拥有了雄厚的财富和能量很大的社会关系网络。

  1982年1月,英国掌玺大臣阿特金斯访问北京,正式就谈判解决香港问题进行了初步接触。同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

  1982年9月22日,一位身材伟岸、腰板挺直、面色红润、声音爽朗的旅居香港的老榆林人,终于回到了日思夜想的故乡榆林。只可惜时光流逝,物是人非,胡星元离家时还是少年,如今榆林许多景象都和当时不太一样。

  胡星元先生在县政协会议室座谈

  期间,星元先生在心里还有一件事,那就是想见到那位他在“陕北各县旅京同乡会”遇到的日夜思念的“贵人”。

  在榆林县政协会议室里,专为星元先生召开了座谈会,尤仙航就是星元先生日思夜想念念不忘的“贵人”,其时他担任县政协副主席,是当然的到会者。

  尤仙航和胡星元北平一别后再聚首

  尤仙航和胡星元两位老人一碰面,格外激动,互相拍打着膀子都惊讶、感叹,庆幸对方还健在人世,都笑得前仰后合。星元先生激动的说到:“还有你,能证明我是榆林人!”

  星元先生免不了想起当年穷困潦倒在北平投奔“榆林会馆”的情形:这是一个四合院子,门口是传达室,他向老传达打听到馆长叫尤仙航,是大家民主推选的。待到吃晚饭时,尤仙航回来了,见到星元就吃了一惊:破毡帽,灰头土脸,家乡蓝粗布老式布裤,不少地方都开了花;高高的个头,大平板脸;一口流利的榆林话。言谈中胡的诚实、厚道、大方,让远离家乡的尤仙航倍感亲切。尤本乐善好施、助人为快,此时虽是个穷学生,还是热情地对星元说:“先住下,饭就在这里吃。”简简单单的话语让胡已热泪盈眶了。当晚开饭,尤请星元吃了20个羊肉饺子,这是胡星元一辈子也忘不了的一顿饭,他有两个月没吃上一顿好饭了。后来,星元离开北平会馆去开车时,尤进了北平大学医学院,从此两人各奔前程。(尤仙航后来获得日本东京大学医学部博士学位。曾任榆林县人民医院院长,精通日、德、英语。)

  9月29日,星元先生预定的行期已到。

  八天之中:拜谒祖茔,了却他半个世纪的思念。再去出生地,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参观名胜古迹镇北台、红石峡,登高望远。参观治沙造林,翠林莽莽。参观地方工业,初具规模。拜访亲友,品尝家乡饭,听听榆林小曲。

  胡星元先生意犹未尽,与家乡人的隔膜之感已消,而融入故乡之情正浓,在恋恋不舍中告别了家乡榆林,登机前星元先生说:“香港是我的第二故乡,榆林才是我的第一故乡,我是还要回来的。”

  香港这一世界大都市,在这个海风吹拂的小岛,有着方方面面的诱惑,但星元先生并不因此而染上种种不良嗜好。他不吸烟、不喝酒,而且痛恨赌博。

  1982年10月29日这天,他书写出了他要向家乡做贡献的心愿:

  敬启者:

  鄙人拟在榆林城内贡献图书楼一座,未知可否?如可则请贵会代劳,设计建造及一切内部装备图书等物,全部费用一概需要人民币若干,时间若干?请便中告知为荷……

  这封信是写给榆林县政协的。

  一月之后,星元先生就收到了县政协的回函。他选择了回函中提出的两个方案中的“第一个方案”:三层楼房,造价五十万元。此造价之大虽然超乎意料,但他一生为人耿直,说一不二,事业上坚守信誉,所以他决计缩小一些经营范围,立即动手筹款……

  但是不久,星元先生又兴奋地接到了榆林县人民政府一函,当读到:“前一函发出,我们虑及先生远离故土,几十年在港艰辛经营,积累资金确非易事,不愿给先生在经营上的其他方面带来困难;况身处异乡,资助乡里,钱多钱少,无关要紧,贵在爱国之心,人民世代铭记……十二万元已可足用”时,他脸上的兴奋之情一下子就消失了。

  在此后写给榆林有关部门和亲友的信中,星元先生简述了他的人生旅程:

  “……当年我离榆,只有20枚铜币,一路步行至京,人生地不熟,受尽人生之苦。后来到处奔波,事业方面起跌不知经过了多少次……我身为榆林人,因身顾生意,没能携手共建家园,实为憾事,为振兴故乡文化,出区区之力,是余生之愿……我愿将一生积蓄的血汗,贡献给家乡,为家乡建造一座图书馆,以益全体家乡的后辈人士。”

  星元先生无私奉献精神震撼了多少赤子之心,西安冶金建筑学院(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设计室全体人员写信“要求义务承担该图书馆全部设计任务”。

  透过老花镜,看着所绘制的图书楼蓝图,星元先生满意地说:“壮观,出乎意料之外的壮观!足与先进国家图书楼媲美矣!”于是他在八十一岁寿辰的前一个星期,给家乡榆林汇去了三十万元,尾数二十万下月即汇。

  1982年的榆林县图书馆(旧)

  图书楼工程于1983年冬季奠基,选址即为当时的榆林县图书馆。县长还亲自上门聘请了行家里手刘振堂先生负责工程监理。刘先生虽然身患严重疾病,但出于对星元先生的敬仰之情,他义不容辞,打起精神,突然成为了大忙人。直到主体工程顺利完成,他才算松了一口气。

  1983年9月间,胡氏家族中有人假冒是他过继之子,要在图书楼工作。星元先生在港风闻后,他连忙写信给中共榆林县委,打问此事是否属实,并在信中非常明确地提出:

  “图书楼乃属于陕西省榆林县公共文化楼,人人均可享受,并非私人产业,绝不能作传宗接代之梦……”并在最后书写四个字强调,“万勿应允”。

  1985年7月17日,占地一千米,座落在榆林城二街上,总面积为2570平方米的图书楼如期竣工,已是八十三岁高龄的星元先生,为了能回到家乡参加图书楼落成剪彩仪式,先检查了身体,带足了常用药,由好友李永昌先生陪同,于7月30日回到了家乡榆林。

  第二天傍晚,图书楼前刹时被成千上万的人围得水泄不通,宽敞的二街上交通阻塞,人们的脚尖一齐垫起,眼睛都齐刷刷地仰望着星元图书楼。原来,有人得知今天下午星元先生要来看看建成的图书楼,便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纷纷而至。其时星元先生就在二楼上,心情十分激动。他本来是借晚饭后的闲暇来察看图书楼的内部格局和陈设的,但没想到成千上万的群众竟然忽拉一下把楼包围了……陪同他的县政协刘哲主席说:“胡先生,乡亲们自动来看你,你去见见他们吧!”

  如此隆重的场面,榆林的历史上罕见。当年著名抗日将领马占山、傅作义等人,爱国志士张学良、杨虎城先后至榆,都不曾有如此壮观场面。

  看到新图书楼楼门上悬挂的是“星元图书楼”牌匾时,星元先生有些不快,一旁的刘主席告诉他:“经省政府批准,图书楼命名为‘星元图书楼。”

  星元先生道:“却之不恭,受之有愧。”

  星元先生又对刘主席兴奋地说:“这件事办好了,乡亲们心上高兴,我今生死而无憾!”星元先生说完放声大笑。笑得他宽阔的脸上,亮光一闪一闪。

  星元图书楼现貌

  8月2日,“星元图书楼”如期剪彩。

  王程先生在胡星元先生诞辰118周年纪念日的回忆文章中写到:

  “星元图书楼建成剪彩那一天,榆林城内万人空巷,争相赶来观看。我是一名读书爱好者,过去一直是图书馆的阅读者,这时,也从乡下赶来,想一睹胡星元先生和崭新图书楼的风采。只见大楼上彩旗飘扬、彩球高悬、锣鼓喧天,大楼前左右两根混凝土柱子上悬挂的一对条幅格外显眼,引人注目。出于爱好,当时在心里默默记了下来,至今记忆犹新,上联是“一潭日月情思华夏向故园”,下联是“九州江河水顺潮流归大海”。多年后,每当我从图书楼前经过,那热烈的场景总是在脑海中浮现。”

  剪彩仪式上,六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德珩、胡厥文、周谷城、严济慈、黄华以及中国政协副主席屈武、钱昌照等赋诗,深表赞赏,许德珩题写的“星元图书楼”金字黑匾,庄严地、高高地悬挂在楼门顶上。一把剪刀,在一只巨手所施给的力的作用下,带花的红绸被剪断了。星元图书楼由星元先生双手献给了榆林人民。

  星元先生与星元图书楼全体职工合影

  八度演武,总成军机。

  六代龙虎,世间常态。

  五二循环,身心俱健,

  太虚同体,慧登彼岸。

  胡星元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人士。当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后,他激动地说:

  “作为一个海外游子,我经历了几个朝代,经过多少次战争,深深地体会到只有祖国富强,炎黄子孙才能扬眉吐气,昂首挺胸在世界各国人民面前,争得平等。”

  这是一个海外游子发自肺腑的心声,也是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人士的精神意蕴的真诚表白。

  1986年10月,星元先生预立遗嘱:将他在香港的部分动产和全部不动产香港太极大楼的业权价值1.2个亿元赠给星元图书楼,每年租金收益的六分之五属星元图图书楼。并确定由巫云凤女士为遗嘱执行人。

  1988年2月16日,86岁的胡星元给榆林县人民政府和政协写信:

  “为培育祖国建设人才,奖撤家乡儿童上学校,学习文化知识,星元拟捐資人民币伍拾万元,在家乡榆林新建一所小学,以表我之又一心愿。”

  陕西省人民政府将他捐赠的小学命名为“星元小学”,校址选在西沙。

  1989年12月24日,星元小学竣工。那是一座3层,共有2360平方米的蝶形教学大楼。

  榆林市星元小学(赵朴初题字)

  1990年,胡星元再投资800万元人民币,为榆林修建一所医院。源于榆林县改市以后,尚无一所市属医院。这一笔钱堪称雪中送炭。

  1992年6月23日星元医院奠基

  榆林市星元医院现貌

  说说太极楼。上世纪50年代胡星元先生从一个法国女人手里,买下了她自30年代就住这的一座三层楼房。60年代他把这座楼房改建成了12层。胡星元先生自己住在12层楼,为求视野开阔,闹中取静。若要上楼,需从一楼侧门去坐电梯,就在侧门的门楣上写有“太极小楼”四个字,系其主人胡星元先生题写,颇有意趣。

  胡星元先生每天定时打太极拳,饮食休息都很正常。每到晨昏,他免不了上到楼顶花园,拉开架势,有病治病,无病健身……

  位于香港九龙柯士甸道的太极大楼

  胡先生的太极拳打得非常专业 胡先生的太极拳打得非常专业

  星元先生乐善好施,扶危济困,一辈子资助过的困难人数不胜数。但当他的弟弟向胡星元提出大修祖坟时,星元却断然拒绝,并在回信答道:

  “对于修坟事,不敢赞同。现在这个新社会,不比旧时代,有钱也不能用在坟墓上。我并未说过要大修祖坟等语,当初周恩来总理去世后,遗嘱将遗体火化,骨灰撒入大海。我以为这是最好的办法,将来我死后,亦愿照此办法甚佳。我在家乡资献图书馆,此乃有益于人民造福后辈之事,所以我将一生辛苦积蓄,献给国家及家乡,并非沾名钓誉。目前我手中亦不高余,哪有钱修祖坟这种不必要之事,请你们将计划作罢为好。做人应该处处为活人着想,不应该替死人打算。”

  1993年,榆林各界人士有感于星元先生的热爱祖国和造福桑梓的精神,便积极筹划着为其在少时投师学艺的米粮市顶修建“胡星元先生功德牌坊”以“义薄云天”“功德千秋”的赞誉,表达家乡人民对胡星元先生的敬仰之情。这是一种自发的行为,不是哪个上级的促动。1993年6月23日,适逢功德牌坊即将完工之时,噩耗传来,星元先生于香港病逝,享年90岁。

  位于米粮市顶的胡星元功德牌坊

  胡星元先生最后一张留影

  先生逝世后,榆林各界在政府大礼堂举办公祭大会。

  公祭大会

  悼念队伍经过榆林市街道

  胡星元先生的墓地在大海里,他的葬礼是在海上举行的,整个过程充满了浓浓情怀。在那洁净如洗的海面上,一艘木船孤寂地航行,船舱里满是鲜花的芬芳,芬芳中安卧着以基督教仪式举殡已经化作灰烬的“巨人”。

  胡星元生前好友出席大海安葬仪式

  他生前最好的朋友巫云凤女士依照其遗愿,将他这位虔诚的基督教弟兄和好友一把骨灰、一把鲜花洒落在大海,又一把骨灰、一把鲜花撒落在大海……鲜花和骨灰统随海水飘散。程三女士等众多生前好友目送他最后一程,皆黯然泪下……

  程三女士与巫云凤女士

  巫云凤女士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星元先生来到了香港后,一个叫巫云凤的女士出现了。她是星元先生的邻居,出身于书香门第,20岁就获得了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学士学位。

  她当时居住的九龙半岛的柯士甸道附近建有教堂,她就加入当地的教会组织,结识了许多外籍朋友。由于她能够操一口流利的英语,也会讲中文,经常义务为一些外国教友作翻译员,加上她性格开朗、热心助人,很快成为了教会中的活跃分子。

  当时,星元先生放在仓库里的货物被日本人扣押,终日闷闷不乐。有一天,他便向巫女士倾诉自己目前的境遇,并说他感到人活着真没意思。想不到他的悲凄绝望的话语打动了巫女士的心,后来常常给予开解,想方设法为他消释胸中的愁楚,并提供一些实际的帮助。

  抗战胜利后,星元先生抓住机遇,努力发展商务,但他不懂英文,又是巫女士凭着她厚实的英文功底,为他处理了大量的涉外文字方面的材料。

  与此同时,巫女士还主动在经济上对他给予资助,并利用自己教会的关系和良好的家庭背景,为他在银行优惠借贷。

  星元先生深情地所说:“从认识巫女士那天起,她就不是我的影子,而是我人生的灯塔。因为她,才能成为今天的我。”的确,友情是生命中的一盏明灯,离开它,生存就没有了光彩;离开它,生命就不会开花结果。

  巫云凤女士是星元先生肝胆相照的朋友,1966年太极楼建成后,她与先生同住太极楼。星元先生逝世时,她已是83岁高龄,由于生平最好的朋友离她而去,精神上受到了具大的打击,同时又要忍受其遗产过程中的繁忙和巨大的压力。

  巫云凤女士是带着微笑,于1996年10月17日与世长辞!她来自碧海、蓝天、白云、青山,所以她临终遗言选择与星元先生同样的海葬,与那阔别三年之久的好友相聚。

  早在年前她再次重病住院,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将遗产承办的重担压在了星元先生的另一位忠实朋友程三女士身上,并同时选定了一位让她最信得过的、精明能干的律师朋友为遗产的执行委托人。

  程三女士

  程三女士的祖上三代都是天主教徒,她出生不久便接受洗礼成为了天主教徒,自幼遵循教规,诚实勤奋,热爱和平,珍惜生命。

  1945年,她刚来到香港时,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所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给星元先生当管家。她不仅诚实勤俭,拥有一颗慈爱之心,而且还是星元先生业务上的左膀右臂。星元先生事业的发展、兴盛,不能说不得益于程三女士的倾心相助。

  程三女士是一位杰出的女性,与她相处过的人常常被她的人格魅力所打动。她仁慈、慷慨、忠诚、坚毅,在整个遗产的执行过程中,有关财产管理、遗产承办和税务计算,以及遗产分配工作,都十分复杂。

  遗产的主要继承人榆林市星元图书楼又远在内地,要确认此继承人身份就有许多让人难以预料的困难。然而,程三女士不畏艰难,以顽强的、坚忍不拔的毅力,运筹着这项繁复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当正式的遗产承办书尚未办妥时,所有资金仍被银行冻结着。

  程三女士为了减少星元图书楼因过期缴费而增添的利息负担,先后代其垫支了450万元的遗产税,使其损失减至最低。程三女士还为星元先生的不动产“太极楼”的大型维修工程垫支了200多万元,避免了遭受安监部门监控的损失。

  为了完成星元先生的遗愿,程三女士不仅表现出了坚毅忠诚的精神,还将她的爱心远送到了星元先生的家乡榆林。

  从1999年遗产执行工作开始,程三女士先后给星元图书楼、星元小学、星元医院、孤儿院、教堂等处,捐款100多万元人民币。她还分别以星元先生和巫云凤女士的名义,先后捐资500多万元港币给香港的学校、医院、老人院等慈善机构。

  程三女士将胡星元先生身前钟爱的工艺银具捐赠给胡星元纪念馆

  为了早日完成星元先生的遗愿,程三女士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使星元先生遗产的执行尘埃落定。2010年,程三女士逝世。

  满堂精英,不一而足——星元人胡星元先生的善行义举,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更激发了“星元系列”师生员工的工作热情和慈善情怀。

  星元图书楼自建成以来,每年接待读者近10万人次,先后荣获国家、省、市、区20多项奖励,已建成全省第一家国家一级图书馆。

  星元小学积极弘扬星元精神,开展慈善文化进校园活动,要求学生每学期读一本慈善读本,讲一个慈善故事,学一个慈善人物,唱一首慈善歌曲,参观一个慈善展馆,写一篇慈善小感悟,成为全市一所品牌学校。

  星元医院高举星元精神这面旗帜,创新管理机制,盘活各种医疗资源,医院设备先进,员工医德高尚,成为全区乃至全市一所品牌医院。

  1999年3月胡星元慈善基金会成立

  胡星元先生的伟大人格魅力,曾吸引了一批追随者,胡星元的善行义举,曾感召了一批传承者,胡星元的爱国怀乡精神,又鼓励了一批践行者。胡星元计利天下的大爱精神,影响着一代代榆林人。

  胡星元先生虽然辞世,但他为榆林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发展,所做出的不可估量的贡献,已经载入史册,值得人们永远怀念。据不完全统计,胡星元从生前的捐款到胡星元基金会每年的基金收入,他共为家乡捐资做慈善近2亿元。迄今为止,他的贡献仍居陕西籍“三胞”之最。

  古往今来,偶有善举者多矣,然如星元先生之倾注血汗积蓄,贡献于故乡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以为家乡后辈启智益能而奠基者,诚属难得;尤其不谋一字一姓之荣华而计利天下,造福桑梓,诚为一代大贤,塞上亘古一人!

  成功人物是文化觉醒的产物。胡老先生其太极道功修为,泽及当世,感念后来,善念常存,典范恒久。万物咸宁感春风,他用太极道功的智慧持续影响了上郡人的心怀与命运。

  榆林城区的星元图书馆、星元小学、星元医院,形成实体化“星元版太极书院”,跳出实体,可做文化精神层面的品评。三座建筑如三座灯塔,光芒璀璨,其赤心、行为、寄望、寓意令人景仰。这三座大楼,哪一座不是凝练了星元先生的文化追求与济世情怀的太极书院呢?以此,笔者称胡星元先生是上郡道功第一人。

  遗憾的是,由于不便管理等种种原因,2011年遵照程三女士生前的意愿,榆阳区委、区政府研究决定,将星元先生捐赠的位于香港九龙的“太极大楼”,以时值1.1188亿元,予以拍卖。

  谨以此文,缅怀胡公。

  胡星元先生雕像

  2022年2月11日

  *文字内容取材于徐岳、南宫灵、马飞、郭有凯、王程诸位先生相关纪念文章或著作,大量图片由星元图书楼提供,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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