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独家|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伯达先生去世 20年前金沙刚出土时,他曾耐心传授玉器方法

  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伯达

  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荀超

  5月22日13时02分,“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逝世,享年99岁。5月22日13时07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逝世,享年91岁。就在大家纷纷哀痛送别两位院士时,坏消息再次传来:著名美术史、玉器及玉文化研究专家、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名誉会长杨伯达先生,不幸于5月21日12时40分在北京去世,享年94岁。

  得知杨伯达先生去世的消息,金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王方内心十分悲痛,她告诉封面新闻记者:“杨老是我玉器研究路上的引路人之一,这位中国玉文化研究泰斗对后生非常和蔼,没有一点架子,他一生致力于建立玉学、推广玉文化,去年躺在病床上,一听说‘玉学’二字,就激动得两眼放光。”

  王方(左)与杨伯达(中)合影

  20年前曾经参观金沙

  极力推荐后辈加入专委会

  王方回忆,她第一次见到杨伯达先生,是2001年金沙遗址刚刚发掘出土的时候。当时,大家对玉器没有太多的认识,而杨伯达在金沙参观,很耐心地分析玉器的形质,传授研究玉器的方法。

  彼时,杨伯达已经从故宫离休。王方至今记得他待人谦虚、和蔼,没有一点架子,对于大家提出的玉器相关的问题,都给予了耐心的解答。“他跟我讲,哪个玉器的年代是多久、哪些资料可以对比分析,教我要将考古学和文献学相结合,这对于我后来的玉器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杨伯达最早提出中国玉文化源远流长,应该尽早建立玉学。而后数十年,他特别注重考古新发现,热衷吸收新的材料,学习新的知识,特别愿意俯下身来向后辈学习。已经是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的王方依然记得,18年前自己初出茅庐,杨伯达先生就极力推荐她加入专委会的场景——

  “2003年夏天,我刚刚完成北京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研究生班的学习,就趁晚上结业典礼前的一点时间去拜望杨老。”令她特别感动的是,杨老接到电话之后,立即走到车站去迎接,隔几分钟一个电话,生怕她走错路耽误时间。“到了杨老家中,发现斗室之间全是书籍。尽管几年未见,但杨老记忆力超好,拉着我探讨金沙一些玉器的形制,给我介绍可以去哪儿找文献、去哪儿找资料进行对比研究,知无不言。”

  随后,杨老拿出一张推荐表,推荐王方加入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王方受宠若惊,拿出笔填写好之后,杨老作为推荐人郑重地签名。“当时,杨老再一次提醒我,考古的第一手材料很重要,要擅长从考古材料中找准研究的方向。”

  2016年,杨伯达在郑州参会

  打破玉器研究的门户之见

  耄耋之年仍勤勉写作、出版专著

  在王方看来,杨伯达对于玉学发展的最大贡献,是打破了门户之见。“2004年,杨老在江阴召开玉器研讨会,让研究考古、科技、材料等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坐到一起,各抒己见,共同推动玉文化的建立,这对于对学科的建立、发展很有前瞻性。”

  王方还记得二人最后会面的场景,特别是在得知杨老故去的消息之后,她忍不住在脑海中数次回放那些画面。

  “2016年10月31日,我们在郑州召开的东亚牙璋会议上相遇,近90岁高龄的杨老还专程询问我,近年来金沙是否有考古新发现。”会议安排得满满当当,三天的会议,每天从早上8点半到晚上10点,中午也不休息,研讨十分充分。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完全没有疲态,没有缺席任何一场活动,每次会议中场休息,他都在学习会场上发布的考古新材料,并且边看边做记录。“我还记得,他在会场坐得笔直,腰都没弯一下,这种精气神和好学的态度令人敬佩。”

  后来,王方从杨老的家人处得知,原来数十年间,他一直勤勉如斯,“每天早上6点起床,吃完早餐,一般从7点过开始就在小书桌上查阅材料,写作,一直工作到晚上,笔记本记录得密密麻麻。他的晚年更相继出版了多部专著,硕果累累。”

  2020年冬天,杨伯达先生身体不适入院检查,治疗,在检查室的门口还给新当选的玉委员会主任徐琳谈起玉文化、玉学推广与建设问题……

  故宫发布讣告

  学识渊博

  撰写专著50多部、论文480余篇

  据公开资料显示:杨伯达先生,祖籍山东蓬莱,1927年12月出生于辽宁旅顺。1949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师从黎冰鸿、王式廓、罗工柳、彦涵习画,后从事中西美术史和博物馆学研究。1949年毕业于华北大学美术系。同年,任北平华北大学美术系助理员、干事及北平艺专辅导科干事、代理科主任。1952年至1956年,任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展览工作室副主任、党支部书记。1956年至1984年,先后担任故宫博物院陈列部副主任、美术史部副主任、业务部副主任、陈列部主任。1984年10月至1987年6月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1997年离休。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5月21日,故宫博物院发布讣告,称:“杨伯达先生学识渊博,将工艺美术史与艺术史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理论相结合,撰写专著50多部、论文480余篇。杨伯达先生曾多次牵头组织海内外知名学者召开专题学术研讨会……杨伯达先生的辞世,是故宫博物院乃至文博领域的重大损失,我们深感痛惜。”

  打开故宫博物院官网,记者在专家名录中看到,杨伯达先生相关论著80余篇,其中《中国史前玉神器探微》一文,发表于2013年。这些论著中,有他对史前玉器的鉴考,也有他对琢玉工具的探讨。同时,他在雕刻、清代院画、玉器、玻璃器、金银器、珐琅器及鼻烟壶等诸多方面都有著述。杨伯达先生首先提出的“玉学、玉文化”、“玉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奠基石”、“玉文化板块论”、“玉石之路(和田玉的传播路线网络)”等新论点为古玉研究开创了崭新途径,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

  作为著名玉器研究专家,杨伯达先生著作颇丰,主编的大型图册、论文集主要有:《中国玉器全集》(6册)、《中国金银器玻璃器珐琅器全集》(6册)、《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续编》、《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三编》、《中国和田玉玉文化研究文萃》等数十种;并著有大量的专著,代表作有:《古玉史论》、《传世古玉辨伪研究》、《中国古代艺术文物论丛》、《巫玉之光》、《古玉鉴定之隋唐至明清》等。

  2010年,CCTV-10《大家》栏目采访杨伯达先生时评价:“故宫历经24位帝王,珍藏了3万件古玉,是他的努力,才让那些无名古玉重现风采。他读玉、懂玉,半个世纪的追求,造就了他中国古玉鉴定第一人的卓然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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