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作家马识途:“终亲见,我中华崛起美梦成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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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党的时候我就把我的名字改了,我认为终于找到了我的理想道路,因此改名为马识途”

  问:1931年,16岁的您负笈出峡,去寻找立身救国之道。历经考验,1938年3月您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改名马识途。您认为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老马识途了。您说:“理想的日子到来了。”您为什么这样认为?

  马识途:我生于四川的贫困之乡,长于国家危难之计,自幼就受到了一些爱国主义教育。16岁初中毕业,我便遵从父嘱,走出军阀混战的四川,到北京求学。出夔门的时候我还写了一首诗:“辞亲负笈出夔关,三峡长风卷巨澜。此去燕京磨利剑,国仇不报誓不还。”可见那个时候脑子里已经有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愿望。在北京上高中时,老师们认为旧中国之所以衰亡是因为工业落后,因此我便有个“工业救国”梦。1933年,由于日本人在天津和北京挑起事端,我们从北京逃难到了上海。1935年,爆发了“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由于我爱国思想强烈,所以马上就参加了运动,还去南京请愿。1936年我考进了中央大学工学院,读化工系,当时愿望就是搞“工业救国”。后来从学长口中得知,毕业后的工作不过是在工厂里代替资本家当监工,“工业救国”何从谈起?从那时起,我深知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就在中央大学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南京秘密学联小组。日本侵略军进攻南京,我和一些同学到了武汉,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找到了董必武同志——当时我们党在武汉的负责人。他给我们写一个条子,让我们去黄冈上党训班。当时,叶剑英同志等人是教员,专门教战术、党的建设、游击战争等课程。培训结束,经方毅同志介绍,到了陶铸同志办的农村合作训练班。不久,组织又通知我去武汉,到湖北省委组织部找部长钱瑛报到。1938年3月钱瑛同志为我办了入党的手续。入党的时候我就把我的名字改了,我认为终于找到了我的理想道路,因此改名为马识途。

  “虽然我的入党仪式并不堂皇,在场的也只有我和钱大姐两人,可这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问:从1938年入党,您已是有80年党龄的老党员了。您能回忆一下入党当天的情形吗?

  马识途:那天早上,钱大姐(钱瑛)来到我在组织部的住处,拿出一张油印的表格让我填,我接过来一看,“入党申请表”,顿觉兴奋至极,我终于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了。我认真地按表上罗列的项目进行填写,最后在表格上郑重其事地签上自己的名字:“马识途”。随后,钱大姐对我进行入党谈话。接下来就是举行入党仪式。钱大姐把她带来的一本马克思著作里的马克思的照片翻了出来,又从另外一本书里找出中国共产党党旗图案。她把两本书立在桌上,把一张写着宣誓词的纸交到我的手里,叫我当着她的面,站在马克思像和党旗前宣誓。那宣誓词并不复杂,大概的内容就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同意党纲党章,加入党的组织,服从党的决定,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永远不背叛党,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奋斗。

  虽然我的入党仪式并不堂皇,在场的也只有我和钱大姐两人,可这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我真切感到热血沸腾,握紧举着的拳头,睁大眼睛盯着党旗和马克思的像,严肃认真地读完誓词,庄重地说出:“宣誓人,马识途。”钱大姐接着在我的后面说道:“监誓人,钱瑛。”然后她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老马,祝贺你成为我们的同志。”听到这句话,我激动不已,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

  “她(钱瑛)是一个使我终身不忘的共产党领导人。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是我追求的楷模”

  问:钱瑛作为您的入党介绍人,带您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后来她担任了新中国首任监察部部长,请您谈谈她对您的影响。

  马识途:钱瑛同志是一个老革命。经钱瑛同志介绍入党后,我被分配到武汉工作,认真完成了党的任务,经受了考验。钱瑛同志考察了我的表现,决定让我作“职业革命家”,也就是转入地下,从事党的秘密组织工作。钱瑛同志告诉我,从事这个以革命为职业的秘密工作,要有坚定的革命信念,要耐得住寂寞,无所谓青史留名。她说干这个工作非常危险,是敌人重点抓捕和杀戮的对象,我们已经有许多同志都牺牲了。她问我有没有为革命牺牲的决心?我当时毫不犹豫回答有。在她的领导和教育下,我从担任地下党支部书记到职工区委、中心县委书记、鄂西特委、川康特委副书记,直到全国解放,一直从事九死一生的地下工作。钱瑛同志对我非常严格又十分关心,我一直叫她钱大姐。她对部下工作失误,毫不留情,又对我们的安危和生活关怀备至。她是一个使我终身不忘的共产党领导人,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是我追求的楷模。

  马识途在昆明西南联大学习时,与张彦、李储文、章润瑗、何功楷、许乃炯等和美国飞虎队朋友合影

  “我们的正义事业,即使千难万险,即使犯有错误,走了弯路,最终一定会胜利”

  问:当年作为地下党员,您冒着生命危险开展工作,可谓九死一生。您说过“人无信仰,生不如死”。请您谈谈信仰的力量。您对今天的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有何建议?

  马识途:当职业革命家时,我非常清楚,干这种工作就是要准备牺牲的。当时我确实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同时我坚信我们的事业一定会胜利。“相信胜利,准备牺牲”这八个字,就是当时职业革命家一种坚强的信仰。因为有了坚定的信仰,我就随时准备死。早上出门,晚上能不能回来都没有把握。出门前,我一般先跟家里说定个时间,如果那时我还没回来,他们就赶快转移。有了准备牺牲的决心,就有勇气,就不会感到恐惧。有了勇气,就有智慧,在很紧张的情况下依然沉着,总会想办法化险为夷。智慧也源于事先扎实的准备工作。比如去接头,这个接头人到底怎么样,是不是被特务跟上了,或者是不是已经叛变了,还有接头地点周边的环境,是否利于出现问题后及时撤离……这些问题事先都会想,都会有所准备。

  新中国成立后,我从事党的各种工作,带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勤奋工作。这依靠什么,依靠的就是有坚定的信仰。我认为“人无信仰,生不如死”。我爱祖国,爱人民,忠于共产党。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人类伟大的事业。我们的正义事业,即使千难万险,即使犯有错误,走了弯路,最终一定会胜利。一个遭受了百年耻辱、濒于灭亡的中国,一定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成一个民富国强、屹立于世界之林的中国。这个信仰对我们每一个党员是非常重要的。

  说到党员的信仰,对于今天少数干部的做法,我是不满意甚至深恶痛绝的。这些人根本谈不上有信仰,如果说有,他们信仰的只是“官、势、钱”。我们党要真正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把这些癌细胞彻底清除出去,不然是会亡党亡国的。我过去的确有些忧虑,现在中央狠抓全面从严治党,我放心了。

  “我不论在哪一个工作岗位上,都是尽心尽力,问心无愧的。坚持党的领导和依靠群众的支持,这就是我的从政之道”

  问:新中国成立后,您积极投身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总能克服重重困难,带领多个新成立单位开创新局面。请您谈谈领导干部应该怎样看待工作岗位、树立怎样的政绩观?

  马识途:新中国建立后,我先在成都市组织部工作,还曾担任过成都市纪委第一任书记。紧接着,根据组织上的安排,我先后在不少部门干过,的确常常是面临“三无”(无房无钱无人)困境,而往往是我刚在一个单位打开局面,却又奉命去创建另一个新单位。1952年,我被调去搞成都市的建设工作,筚路蓝缕。刚刚小有成就,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开始,我又被调去组建省建工局。当时确实面对非常大的困难,无房无钱无人,完全是白手起家。但在我们的努力下,短短两年,我们建工局从无到有,成为拥有四个公司、三个设计院、一个砖厂和水泥预制板厂的好几千人的建筑大军。我认为,认真贯彻中央精神,灵活运用党的政策,这就是当时能够打开局面最根本的经验。就在建设方面刚刚有点起色,我又被组织安排去筹建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除了一块招牌,又是一无所有,一切又从头开始。就这样,我前前后后在省建工局、省建设厅、省建委、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后更名为西南分院)、西南局科委和宣传部、省委宣传部、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四川省人大常委会担任过各种领导职务,还兼任过省文联、省作协主席。说实在的,我没有多少政绩,但是我不论在哪一个工作岗位上,都是尽心尽力,问心无愧的。坚持党的领导和依靠群众的支持,这就是我的从政之道。

  “要真正从头到尾执行法治,特别是在基层、在社区如何真正按法律办事,恐怕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相当不容易”

  问:1978年,您调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直接参与新时期法制工作。您怎么理解全面依法治国?

  马识途:我在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干了十年。现在中央非常重视依法治国,我认为非常及时。但是要真正从头到尾执行法治,特别是在基层、在社区如何真正的按法律办事,恐怕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相当不容易。主要是我们有些同志的法治观念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好,只说要依法治国,但不知道如何依法治国,根本不理解法治这个理念。可以说这是法治建设的一个必经过程。现在比较好了,正在严格地贯彻执行依法治国方略。

  马识途接受本网专访

  “我是一个革命家,终身革命。但我在文学创作中没什么终身成就,只有终身遗憾”

  问:从《清江壮歌》《夜谭十记》到《百岁拾忆》,您至今仍笔耕不辍。您怎么看待您的文学生涯?

  马识途:我是从事革命工作的,从来没想过要当作家,但是由于我在革命斗争中的生活经验很丰富,所以我把自己很丰富的一些革命历史的经过,用艺术的方法概括出来,结果就被文学界看上了,沙汀等一些著名作家把我拉到文学界来。我一直跟他们说,我实际上不是一个作家,是你们硬把我拉进来的,如果一定要说我是作家,只能算一个业余作家。我做行政工作,但是呢,我还是写了点东西出来,写的革命的一些东西。因此,你可以叫我革命作家。

  我曾受领巴蜀文艺终身成就奖,在做答谢词时我就说“我是一个革命家,终身革命。但我在文学创作中没什么终身成就,只有终身遗憾!”确实在我生活中所见所闻的人和事物是非常精彩的,我有那么多素材和经历,也有写作能力,但始终没写出能反映伟大时代的文艺作品,到现在我还说,我遗憾的就是没把这个伟大的时代写出来,没把见过的那么多英雄人物表现出来。

  “起点不是顶点,更不是终点。我们要永远把自己放在起点的位置上,永远不要觉得自己达到了顶点,这样你才能不断地上升”

  问:请谈谈您写作的体会。

  马识途:做文先做人,写书先读书。我们搞创作就是做文。也许我们的青年们会说,做人有什么不会的,我们都是人,我们都会做人。真正的一个人要做人,特别是一个文学者要想当作家这样的人,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一个人,真正要做好人,我说的不是那种能够吃饭、穿衣、睡觉等等的人,我说的是本性的人,要做这样的人,恐怕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你要真正做一个本质的人的话,必须是具有独立人格和一种自由的精神,他不是一个为人奴役的人,也不是去奴役别人的人,也就是三字经中“人之初,性本善”的善人。而不是那种追求名利、追求低级趣味、把文学创作当做自己的敲门砖,当做自己升迁的砖头、台阶,或者要想借此来作为自己取得金钱、名利的一种工具,文学它不是一个可以让人来利用、作为满足物欲的一种工具,它是一种净化灵魂的工具。写书先要读书。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假使没有读很多很多的书,没有丰富的知识,那是不行的。

  另外,作家要甘于寂寞,不能为世俗所牵走,不为名利所动。一个作家,严格说来,就是思想家,或者努力地要使自己成为思想家。思想家是可以超越时空,可以洞察事物,可以看透人心的,可以大彻大悟,接近真理的。我们希望,每个作家都要以思想家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所有历史上和现代真正的著名作家,可以说都是思想家。他们是真正看透了事物,看透了人心,接近真理,有很高的思想境界。这种境界可以说是大彻大悟,他真正悟出了人生的真谛,悟出了社会的真理,这样的人写出的作品就是高水平的。以思想家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我认为值得搞文学的人学习。

  起点不是顶点,更不是终点。我们要永远把自己放在起点的位置上,永远不要觉得自己达到了顶点,这样你才能不断地上升。不自满,永远怀着学习的态度,从头开始,从头学习,你也许能写出好的作品。

  “我们的文学应该是雅俗共赏、老少皆宜,继承中国传统,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

  问: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强调,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请问您是怎么理解的?

  马识途:总的来说我们的文艺发展是比较好的,总的倾向比较好,形势也是比较好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在文艺上还没有真正到达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高峰”,没有创作出真正的传世之作。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我认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具体实践上,他都说得非常好,文艺界如果能认真学习、身体力行,我们国家是会再现文艺“高峰”的,我很有信心。

  我曾经发表文章说过,我们的雅文学,为什么被边缘化了?读的人少了?我认为这是因为我们的雅文学里确实缺乏一些中国作风和中国的气派。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文艺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深入人民群众,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才能出精品、冶心性,否则就是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造成沉渣泛滥、“垃圾喂养”。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仍然是我们一切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离开了人民,什么文学也不行。我们的文学应该是雅俗共赏、老少皆宜,继承中国传统,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这是很要紧的事情。

  马识途接受本网专访

  “以德育人重要,眼前守纪律最紧迫,违纪必惩,决不姑宽”

  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改进作风入手,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党的十九大又对全面从严治党作了进一步部署,请问您怎么理解全面从严治党?对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有什么建议?

  马识途:严明纪律,本是共产党的光荣传统。我认为八项规定非常好,比过去的规定来得具体,操作性很好,原则非常的清楚。你出去乱吃喝,这就是问题,操作性就很好啊。所以我相信,党中央是要认真执行,坚守“红线”的了。

  世风不正,的确是国之大病。党中央在反腐倡廉这个问题上确实是下了决心。我们行政人员中大部分是党员,其中居于领导岗位的绝大多数都是党员。这些党员中,确有少数以权谋私、贪污腐化之徒。实际上我们党内还有一些混日子的党员,他们不是癌症,是赘肉。癌症可以处理一个甩一个,对那些尸位素餐的庸懒党员干部怎么办,也必须管、必须清理。

  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硬。关键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能不能带头讲求为人处世起码的道德修养。端正世风,就从讲礼貌开始,形成雍容大国之风。不要到处看到的是粗野吵闹,不守规矩。以德育人重要,眼前守纪律最紧迫,违纪必惩,决不姑宽。

  “我父亲留给我们子女‘胆大心细,智圆行方’八个字,可算家风,我终身受用,并传给了我的子女”

  问:您的多位家人先后走上革命道路,您的妹妹马秀英在渣滓洞就义,您的结发妻子刘蕙馨为革命献身,您的哥哥马士弘率部起义投奔共产党。请谈谈家风对您的影响?

  马识途:我家的确为革命作过牺牲贡献,那是国家大义使然。辛亥革命前后,我的父亲曾跟着闹过一阵子革命。他定了一个规矩,凡是我们家的人,到了16岁了,一律要出川。他留给我们子女“胆大心细,智圆行方”八个字,可算家风,我终身受用,并传给了我的子女。

  “百里之行半九十,只争朝夕莫辞难”

  问:您在《百岁拾忆》中说:“历尽沧桑,然而初志未改,眺望着朦胧的理想彼岸,我还要继续走下去。”至今您仍然参加一些文化公益活动。当下,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马识途:现在中国作家中岁数最大的就是我了,之前还有杨绛。杨绛去世后,我写了一首打油诗:百岁作家有两个,杨绛走了我还在。不是阎王打梦觉(打盹),就是小鬼扯了拐。路上醉了倒迷糊,报到通知忘了带。乐得老汉偷着乐,读书码字好自在。”

  虽然是岁数很大,但不是停下来没有干活了,我还是在进行着文化活动。今年,我要出3本书。还有一部谍战电视剧《没有硝烟的战线》要上了!这是我根据自己和战友黎强的真实地下斗争经历创作完成的一部长篇电视文学剧本。我最大的希望是快点见到它们。前段时间,我在医院完成了《夜谭十记》的续写《夜谭续记》,也是四川人用四川话摆龙门阵,讲四川故事。这是我最近的一本小说,也可能是我最后一本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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